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宪法人格权实际上表达了现代宪法最高价值——人的尊严。
人格权请求权意味着人格权的保护从消极防御逐步走向主动积极的保护，这更加符合人格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保护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同时加深了具体人格权内涵和边界不清的忧虑。可以推知，《现代汉语词典》认为人格的内涵指的是人的性格、能力、品质等特征的总和。
法律将人当做人格对待，就是将人当做人对待。这个范围当然是非常广泛，吸纳了权利主体的所有行为。第二，以人的自我实现作为人格保护最终和最高目标。1957年的艾尔弗斯案将其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这一理解与现代心理学观点不谋而合，但这些仅仅局限于对人格的现象性认识，现代心理学从客观层面到主观层面对人格的形成及其目标的揭示更深刻更本质。
四、宪法人格权的本质保护人格并非某种具体权利所能承担，而是宪法整体的事业。自由的核心要义就是每个人自行定义生命、意义、宇宙和生命的秘密。第一，作为行政强制的方法。
1989年，龚祥瑞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责任法章之下设行政处罚责任一节，与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行政损害责任）、公务员的法律责任（行政处分责任）相并列，显示了另一种行政处罚体系定位的可能性。赋予是设定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的行政措施，其特征在使相对人享有从来所没有的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一般称为设权的或授益的行政措施。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把《行政法学总论》用讲义的形式一章一章地印出来，发给大家。前两者并不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后者却须以此为前提。
1989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这是第二本司法部组织统一编写的教材（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该书也经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1983年《行政法概要》第七章是行政行为，其下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种类、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采取行政措施的行为、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四节内容。
在这里，主体、客体和行为的公式是不适用的。[45] 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00-301页。但该书将国家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管理法规行为统称为行政立法。[26]与科托克的用法一样，司徒节尼金的国家管理法令实际上也是法律执行方式的概括性概念。
自1950年代开始，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这一概念退出了行政法学的舞台，代之以苏联行政法学的说服和强制。间接强制又可分为代执行和执行罚两种。[28]其中的自主的行政管理法规类似于此前范扬的职权命令，也类似于此后学界所使用的职权立法。它将行政法学体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重点阐述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集中阐述行政权行使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第三部分着重论述对行政监督的原则和规范。
中国的近代行政法学被注入了当代行政法学，延续至今，而且会走向未来。该书指出，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用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
[47] 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1-303页。其三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决定。
[40] 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8页。还包括台湾地区出版的管欧的《行政法总论》。[34] 参见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86页。1982年4月，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内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也认为，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是贯彻行政法规的基本方法，在大多数场合下，首先是说服教育，只对少数不接受说服教育的违法分子，才采用强制措施，依法制裁。这也显示了其与苏联行政法学之间的连续性。[43]在这里，行政许可既是解禁，也是赋权，具有复合的属性。
[39]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4页（应松年执笔）。但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49] 参见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9页。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做法。
[31]与苏联行政法学相同的是，其主体都是国家机关，不限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处理具体事件的根据。
司徒节尼金认为，那种把苏维埃行政法理解为调整公民和国家机关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总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该书在篇章设计上首次采用了双线理论，分别以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线索架构全书，在主体、行为、程序、违法、责任等方面均为两种主体分别论述，颇具特色。[21] 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行政组织规范和行政行为规范除调整的范围（即行政内部与外部）有所不同外，其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相同的特点，行政机关都是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不对等的性质。
[50] 参见杨达、仝典泰、方彦、朱维究编写：《行政法概要》，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1982年6月，第151-158页。或者对个人、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
其共通的处理方式是将许可作为行政行为的内容，并分门别类地对类似概念进行法的辨析。它是指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有关行政管理的普遍性规范，使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制度化、法律化的行为。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他的书我也仔细看了，与范扬的、美浓部的大不一样，范扬和美浓部的理论比较接近，因为范扬的理论就是从日本过来的。
考其原因，自然很多，要以从事政治的人们，只知术而不知学，只任人而不任法，只重官而不重民，三者为最。[26] [苏]C·C·司徒节尼金：《苏维埃行政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第123页。[30] 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王贵松：《行政强制措施的谱系》，《清华法学》2022年第6期，第64页以下。
此后，苏联行政法学上说服与强制的影响渐渐就从我国行政法学上退出。[20]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1页（罗豪才执笔）。
1983年6月，《行政法概要》正式出版，标志着行政法学教学的重启。我上大学研究行政法，就是从读他们的著作开始的。
[8]王名扬本人是在民国时期接受的法学教育，其所说的武大教书是指其在1943-1948年间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的经历。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
